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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聚焦在各民族内部文学与文化的倾向,两位

来源:http://www.viphaoziyuan.com 作者:www.633.net-www633net必赢最新网址【Welcome】 时间:2019-11-19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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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学,是指古往今来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就是要站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高度,客观认识中华多民族文学发展历史进程,客观总结中华多民族文学发展规律,客观评价各民族文学的基本原则。其理论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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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633.net,作者:李晓峰 刘大先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呈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完整版图

新世纪以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可谓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一。围绕着这一概念,相关论述层出不穷,使得原本较为沉 寂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构领域成为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回溯往昔,在2006年7月于青海西宁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李晓峰所作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言引发了广泛讨论,这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在学界的首次亮相。时移事往,如今这一概念已经提出近十年,但是其理 论能量却依然充沛,并且为下一轮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和可能性。

由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李晓峰和《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副主编刘大先合著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一书,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乃至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十多年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讨论和研究的集成性成果。此前,两位作者合著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一书,已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引起较大反响。

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共同组成,并为各民族集体认同的民族共同体。这一民族共同体是经过几千年“滚雪球”式(费孝通语)的漫长过程,逐渐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因此,中华民族不是被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具有清晰历史传承脉络的各民族集体认同的民族共同体、历史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文学共同体。

站在十年后的位置上往回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无疑是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其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促使“少数民族文学”向“多民族文学”进行范式转移:这不仅仅是一个词汇或一个前缀的变更,更是少数民族文学对自身学科定位、知识体系和发展脉络的反思。自此之后,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任何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都必须正视“多民族”的在场,也必须在“多民族文学”的层面进行宏观或微观的文学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多民族文学”已经将自身形塑为 “方法”。

《转型》一书不但进一步明确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基本内涵、结构要素、现实价值和学术意义,重新探讨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时间、空间、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各民族母语文学等基本问题,重构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体系,而且总结了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历史哲学转型的关系,考察了世界主要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政策和多元文学生态,并且以明确的世界视野、国家立场和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建构意识,将相关问题的讨论提升到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理论高度,切实推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以及中国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

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如何认识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也成为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1997年,10卷本《中华文学通史》问世并提出“中华文学”的理论命题,中华多民族文学开始受到重视。《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等揭示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的成果相继问世。2007年,“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理论命题的提出和持续讨论,深化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理论研究。2015年以来,学界在中华文学历史进程及现实意义的讨论中,将中华多民族文学提升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进一步凸显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理论的重要性。

作为方法的“多民族文学”带来的效应是多重的。首先,“多民族文学”打开了文学史的视野,超越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二元格局。在较长时间内,我们将“少数民族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将其与“汉族文学”分隔开来进行研究。这样做的初衷始于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身份的尊重,也来自于新中国文学对平等政治的追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隔逐渐阻碍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使得用“多民族文学”的概念重构“中国文学”框架成为一种 必要。因此,“多民族文学”作为方法,实质是一种文学史的“归还”与“回返”。它改变了既有的文学史版图,起到了“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作用。

正确评价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地位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缺少对中华民族形成和中华文学发展历史的全面认识与整体把握。虽然自上世纪60年代起,这一现象就曾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但对其深层的复杂原因的探究却一直付之阙如。《转型》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揭示,认为“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失是其根本原因。书中指出:“多民族文学史观,是站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高度,客观认识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历史进程,客观总结中华多民族文学发展规律,客观评价各民族文学历史和美学价值的基本原则。其目的就是要使人们能够正确把握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为从事中国文学研究者提供一种能够科学总结和揭示中华多民族文学共同创造、共同发展规律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中华多民族文学理论的核心是多民族文学史观,从这一视角观察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生活在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历史场景,得到完整呈现;由彼此独立的单一民族文学,到“多元一体”的多民族文学相互交融、百川入海的历史进程得到客观呈现;每一个民族创造的不同形式(形态)、不同语言的文学成果——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传的,无论是藏族的《格萨尔》还是赫哲族的“伊玛堪”,无论是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还是侗族大歌,都成为中华文学百花园里的鲜艳花朵;那些用自己民族母语创作的文学成果,也使中华文学成为一曲波澜壮阔的交响乐。凡此种种,都清楚展示了中华文学多民族、多地域、多传统、多形态、多语种的鲜明特征。因此,中华多民族文学,清楚界定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象,清晰描述了中国文学的边界,呈现出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相一致的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完整版图。

其次,“多民族文学”的概念不仅扩大了文学史的容量,还暗示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相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聚焦在各民族内部文学与文化的倾向,族际对话和文化交融在“多民族文学”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恰好是前一种研究范式经常忽略的。在“多民族文学”的研究视野中,各民族的叙事传统或抒情传统有着复杂的对话和互动,产生出彼此缠绕、彼此共生的混血文学形态。因此,“少数民族的汉语书写”、“汉写民”、“翻译”和“文化间性”等现 象在“多民族文学”的研究框架中成为焦点。

在此基点上,《转型》将中国文学史投放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进行综合考察,将中国文学史看成是多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的历史,进而提出“多民族文学史观是一个涉及多民族历史观、多民族文学观、多民族民族观、多民族国家观、多民族哲学观的整体结构”,指出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具有“多民族、多历史、多传统、多形态、多语种的特征”。这些理论观点,对人们重新认知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具有耳目一新、醍醐灌顶的冲击力。

发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功能

再次,“多民族文学”研究催生了“多民族比较诗学”。“多民族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之间文化接触与文化交往的交界地带进行的诗学研究,是在多民族文学平台上进行的理论研究与理论探讨。“多民族比较诗学”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可以凸显出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从而在多样性的文学表述中呈现“多元中国”的不同侧面;另一方面可以打破既有研究中单一民族自我本位化和自我中心化的取向,产生“内部的构造”的效果。因此,“多民族比较诗学”是一个 开放、包容的比较文学框架,揭示了“中国文学”作为多重缘起和多元建构的“复合系统文学”的本质。

此外,从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切入,努力建构涵盖各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经验和资源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是《转型》最为鲜明、最为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这种理论自觉意识也反映在作者对中国多民族诗学体系建构的具体理论思考上。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虽然产生了《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等体大思精、范畴广泛的文论精品,但严格说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对象大都局限于汉族传统诗文。具有独立的诗学概念、体系、范畴的《彝族诗文论》《论傣族诗歌》等少数民族书面经典文论,从未纳入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特别是以《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史诗中所蕴含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口头诗学,更是长期被忽视。因此,《转型》明确提出中国诗学体系的总体架构——融各民族书面诗学和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口头诗学于一体“中国诗学”体系,这无疑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诗学体系。

在现代,历史学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原因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历史学的主要任务是将民族国家历史知识化,以此培养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历史学家杜赞奇总结指出,西方大学里专业历史的出现与民族利益密切相关,而且这一专业的权威源于其民族真正的发言人这一身份。法国历史学家不仅自视为民族遗产的传承人,而且是公共舆论的塑造者,肩负着用历史的教训重建民族自豪感,使遭受国耻的祖国寻求新生的重任。19世纪末期美国历史学界的共识是:在经历了内战之后,历史应该肩负起“治愈民族”的重任。

此外,“多民族文学”涉及国族建构与国家想象问题。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中,作者李晓峰和刘大先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文学是建立在“多民族”的法理基础和学理基础之上的。中国文学史具有鲜明的“国家知识属性”,即使是作家主体的创作也必将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

值得一提的是,《转型》还特别强调了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及其功能,倡导从多民族文学国家知识的功能角度,将中国多民族文学呈现出的既各有传统又相互交汇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知识化,并将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增强人们对“幅员辽阔”“文明悠久”的祖国形象的认知,强化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自信,促进各民族文学共同发展。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精神最形象的反映。因此,文学史往往被称为形象化的历史,具有国家知识的属性。特别是文学具有的情感性和审美性,使其在激发公民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公民国家认同方面,比历史学更为直接、更为深刻,影响也更为广泛。所以,中国文学史自产生之日起,就被纳入国民教育知识体系之中。

由此看来,“多民族国家”与“多民族文学”是同构的。惟有在“国族建构”的层面上,我们才能理解“多民族文学”的意义所在。毋庸讳言,“多民族文学”是一 种“国家文学”,是一种基于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史框架。

《转型》从中国多民族文学历史发展经验中凝练和建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得益于作者正确的历史观、哲学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学观,另一方面也源自作者对中国思想史的细致梳理和把握。因此,作者将以多民族文学史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看成是中国历史哲学转型的产物,看成是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起承转合,看成是现代中国在与西方权力及话语交融、博弈中,作为“国家”“民族”内部动力的现代历史诉求,这就将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纳入到“中国话语”建构的整体之中,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从多民族文学国家知识的功能角度说,一方面,将中华多民族文学呈现出的既各有传统又相互“交汇、交融、交流”的历史进程知识化,并纳入国民教育知识体系,可以进一步印证和深化人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历史的认识,从而培养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另一方面,“多元一体”中华多民族文学历史的知识化,能以可感知的方式增强人们对“幅员辽阔”“文明悠久”的祖国形象的认知,从而强化各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与一般的社会科学不同,文学并不将知识进行分类或切割,而是试图在文学世界中对现实进行再现、加工与想象,进而进行总体性的把握。相对于民族 学、历史学与人类学,文学是一种关于人、人性和情感的学科。少数民族文学正是如此,她承担了形塑身份认同,锻造民族情感,在急速变幻的时代中进行认知图绘的功能。“多民族文学”作为一种情感的容器,不仅仅具有“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意涵,更重要的是它作用于各民族人民的情感层面,并由此产生丰富的文化、社会 与政治的“跨民族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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